没有观念的进步，就不会有什么奇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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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：漫天霾
18世纪的“工业革命”，是人类历史的分水岭。在此之前成千上万年的漫长历史中，人类生活始终在极低的水平徘徊。公元700年和公元1700年，人们所能享受的没有什么大的差别。而在“工业革命”之后，整个世界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巨变，经济总量直线飙升，财富几何式增长，人类生活水平空前提高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把“工业革命”看做“奇迹”，是有道理的。
然而，这种“奇迹”是怎么发生的？
是技术进步吗？许多人这样认为。但是，古希腊人的科学水平令今人汗颜，据说他们当时已经懂得了建造铁路的技术。然而他们为什么没有建造，创造出令人惊叹的“奇迹”？是因为技术手段达不到吗？显然不是。
是他们的进步受到了观念的束缚。“技术性失业”的迷信和“重商主义”的教条让人们的思想和行动不敢越雷池一步，只能在原有的生产方式上循环往复。
“工业革命”也是一样。在此之前，思想界首先发生了深刻的论辩。由伟大的思想家们发起的“欲望与利益”之争蔓延到宫廷、教会、商界，思想交锋如火如荼。人们的传统观念总是认为：商业是损人利益的把戏，人的欲望绝对不可以放纵，因为人总是“欲望的奴仆”。假若不对其加以限制，无尽的欲望会败坏人的德性，使人们丧失理性，违逆宗教戒律，道德沦丧，相互抢夺，制造无休止的冲突。因此，对人的思想和行动加以限制，就变得理所应当。
是启蒙思想家们正确地分辨了“利益和欲望”。他们指出，所有动物都有欲望，而只有人，才有理性，并能够通过理性正确认识到利益。他们提出并深刻阐述了“利益”和“利益和谐”的观念——利益受欲望驱动，然而却受理性指导。
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将这种思想辩论推向了高峰。亚当·斯密正确地论述了人类自利和利他的统一。人类追求自利的行为，客观上促进了他人利益的实现，进而增进了公共福利。要自利，必须首先利他。孟德斯鸠指出：欲望总是让人生出作恶的念头，然而不这样做才符合他们的利益。要实现更大的利益，必须克制当前欲望注重长远。这些，正是人类理性认知的结果。
自利和利他是和谐统一的，当前与长远的矛盾并非不可调和，这就从理论根基上摧毁了技术性失业的迷信和重商主义的教条。
18世纪的思想家们正确地指出：反对技术进步，把任何背离生产和贸易的传统方式视为犯罪，是一种拙劣的复古思潮，纯粹是一种自我安慰的想象，因为工业革命之前的生活绝不是有些人勾画的那样诗情画意，它意味着要回到自给自足甚至饥荒遍地的原始时代。而且，这些反对的声音并不代表大众，而是一小部分既得利益者“垂死的呐喊”。从长远看，技术进步意味着能够用更少的生产要素生产出更多的产品，这对所有人都是福利的增进。产出的增多，有利于价格下降、资本积累和自由交换，因此技术进步对一个国家是全方位的利好。
技术进步并不会带来大范围的长久失业。通过技术进步，释放出来的生产要素自然会吸纳相应的就业。况且，技术进步带来的大规模生产，恰恰是为最广大的贫民阶层制造便宜商品的产物，商品产出增加，价格低廉，所有人的支出因此减少，因此会有更多的储蓄并转化为投资；更多的资本投入，不但能够提升劳动边际生产力，带来收入的倍增，而且会创造更多的就业，只会使就业人口增加而不是减少！
而重商主义思潮认为，卖出是好的，买进是不好的。他们认为一宗交易，总是拿到钱的人受益，付出金钱的人受损。在这种意理的影响下，大众仇恨商业和商人，因为他们总是自私地把别人的钱设法装进自己的口袋。自然而然，人们就支持出口而反对进口，用入超和出超来衡量一国国际贸易的成败。
伟大的思想家们对此也进行了深刻的批判。他们认识到：重要的不是自私，而是如何实现自利与利他的统一；重要的不是总量上的入超出超数据，而是每个人的福利是否改善；重要的不是自给自足，而是如何发挥比较优势进行交换。每个人都有改善自身的欲望，因此应当采取的办法不是压制这种欲望，而是用欲望制约欲望。人们能够认识到利己与利他、当前与长远的关系，最好的办法就是用服务他人的方式来服务自己，用当前的克制换取长远的更大满足。一个人之所以愿意支付金钱给商人，原因无它，就是因为商人生产的产品能够满足自己欲望。这是双赢的交换。
他们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，阐述了财产权、商业、利益与美德、和平的关系。大卫·休谟说：“无财产的地方无公正”。他提出了“稳定的财产占有、经同意的财产转移和信守承诺”的“自然法三原则”，认为“分立的财产得到承认，显然标志着文明的开始；规范产权的规则是一切道德的关键之所在”，同时把国家的强盛归功于政府干涉财产的权力受到了限制。
孟德斯鸠说：“贸易可以医治破坏性的偏见。正因为如此，凡是习俗温良的地方，必定有贸易；凡是有贸易的地方，习俗必定温良”。这句话被概括为“有商业的地方有美德”。道理很明显，一个人要想在商业上长期成功，必须生产物美价廉的商品，同时还要具备讲求质量、注重服务、诚实守信、谦和有礼的品德。美德只能在自由市场中孕育，强制出不来美德。
他接着论述道：“贸易的自然效应就是和平。两个国家彼此通商，相互依存，一方以购入获利，另一方以出售获利，一切联合均以相互需要为基础。”赚钱是一种和平的愿望。想谋取自己的利益，不是直接从另一个人那里去抢，而是想方设法说服你购买他的产品和服务。他既揭示了“自由交换、分工合作有利于双方”这个真理，也阐述了“自由即和平”的内涵。
启蒙思想家们明白，仅仅诉诸于德性靠不住，还要诉诸于利益。因为“君主主宰臣民，利益主宰君主”。因此他们甚至“曲线救国”，说服了国王和廷臣，让他们认识到什么才是自己的长远利益。工商业的进步，有利于他们的统治。只有工商业进步，人民才能安居乐业，不断创造财富；贩夫走卒和穷困流民才不会滋事，“过剩的人口”和饥民们才不会被饿死，大企业会吸纳他们，使其成为有价值的劳动力。这一方面会带来更多的赋税，另一方面人们才不会因觊觎国王和贵族的权势和财富，或者因走投无路而揭竿而起，社会才会安定清明。因为“几乎没有比使人忙于赚钱更无害的方法”。
这就是工业革命之前的思想革命、观念革命。这些人类的思想巨擘对甚嚣尘上的反对追求自身利益、仇视工商业、反对技术进步、对失业的恐慌和重商主义等等错误思潮，发出了清晰有力的声音，让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崇尚商业、追求金钱、自由交换既“温和得体”，与美德并行不悖，又对社会“适当而有益”的深刻变革。他们一举扭转了时代的风潮，为分工合作、自由贸易、技术进步、大规模工业生产扫清了障碍，因此才催生了带给人类巨大进步的“工业革命”。
所有器物层面的改革，都是观念的产物。因此，“工业革命”更为准确和恰当的说法，是思想革命、观念革命。自由的意理让人们摆脱了旧观念的束缚，正确的观念在思想市场中胜出，于是才有了观念指导下的正确行动。
倘若这种意理在当时没有形成普遍的思潮，即使有先进的生产技术，企业家也断然不敢投资并将其投入使用。我们已经看到，虽然彼时这种思潮已经占据了上风，但是仍然有许多既得利益者因担心失业而去砸掉了许多先进设备。然而，世界潮流浩浩荡荡，一种正确的观念之所以正确，就是因为它抓住了本质、洞悉了人性、促进了自由、符合文明的发展方向。那么所有的阻遏，都不过是螳臂当车。
而所有的意理，最终还要经得起实践的检验。人们很快就看到了技术进步的好处，即使它最初必然会伤害一小部分人的利益，造成他们的失业，但是其优势却是巨大而广泛的，因此迅速赢得了多数人的支持。人们能够运用自己的理性，明白幸福生活的源泉，领悟欲望实现的路径和利益之间的和谐。他们会以行动支持正确的意理，抛弃那些让他们陷入困厄的陈词滥调。
那些暂时失业的人，也很快重新找到了工作，而且由于商人的投资，资本供给增加，他们领到了比过去多得多的工资收入。投资增加就业，妇女在这个过程中也得到了解放，她们从繁重的家务中解脱出来，投身到了工业生产中，一步步获得了经济和人格独立，再也不是男性的附庸。后世所有妇女解放运动，无不得益于意理革命引发的“工业革命”。如果没有对工商业的观念上的转变，就不会有大规模的机器生产，妇女就会永远被困在家庭的牢笼中，不会取得和男性同等的收入和地位。
“工业革命”后的人口增长、寿命延长、生活改善、就业增加，都是空前的。它用雄辩的事实证明了：一个自由的意理，会让世界发生什么样翻天覆地的变化！哪里有什么奇迹，不过是自由的意理、观念的进步的必然结果，是亘古不变的经济规律罢了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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